石磊现在是一家保险公司的部门经理，在一次交谈中，他向我讲述了上大学时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。
七年前，我上大四时，爸妈为了方便我找工作从家里给我寄了50O元钱，作为我找工作的经费。您知道，买西装、打印求职材料、坐车都是要花钱的。我到邮局领了汇款后，就存到了我的活期存折上，而存折就放在我床头的一个纸盒里。
没过几天，我下课回宿舍后发现存折不见了，怎么找也找不到。等我到银行挂失时，发现钱刚被取走。我想我们同学之间关系很好，应该不会是自己人干的，有可能是外人趁宿舍没人溜进来偷走的。我只得自认倒霉，谁让我不把存折放好，而且把密码记在了存折上。
可别的同学不甘心，认为我该继续追查。于是，我找到银行，看取款人的笔迹；由于字写得很规整，根本看不出什么线索。后来，我又通过司法部门到银行查看当天的监视记录，结果意外地发现：取走钱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我的同班同学阿建。
阿建和我的关系很好，更重要的是，他是一个非常勤俭的男孩，家里贫困，他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靠奖学金和自己打工挣来的。平时很少见他出去玩，更没有大吃大喝过，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了。他做出这件事，既让我难以相信，又令我猜测他一定是遇到什么困难了。
当时，我撒了个谎，告诉公安人员我不认识这个人，并表示不愿再追究此事。回到学校，我只是说存折没有找到，就没多说别的什么。
过了几天，我单独找到阿建，问他遇到了什么事。他马上意识到我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，于是一五一十地告诉我：他父亲最近病重住院，急需用钱，而自己找工作也需要钱，非常着急。刚好那天看见我把存折放在床头，于是……说到这儿，阿建哭了。这个坚强而内向的男孩在艰难的生活面前落泪，我还能说些什么呢？我把其中的300元钱借给阿建，拿着剩下的200元钱找到了现在的工作。
阿建在北京找了份不错的工作，他头个月领到工资后做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将300元钱亲自送到我手中，那一刻我感到他的手在颤抖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，是很好的朋友。
心理分析：在现实生活中，心地残暴的恶人当然是有的；但是更多的，却是因为外力所迫、一时糊涂而犯错的普通人，如何对待他们，已不仅仅是一个法律上的问题。
针对这一问题，心理学家就提出过"贴标签理论（Labeling theory）"。这种理论认为，给某行为贴上犯罪的标签，就会造成行为者的犯罪人格，就可能使他（她）继续犯罪。假如不给他（她）贴上犯罪的标签，就可能使最初的越轨行为不致发展成犯罪。他们举例说，一个女孩子在商店里偶尔偷拿了商品，被发现后有两种处理方法。其中一种方法是对她说："多么动人可爱的孩子，怎么做出这种糊涂事来。"然后送给家长教育，这个孩子今后就可能不再犯罪。从这一理论中，笔者看到更多的，是一份宽容，是那种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。
由于家庭和找工作的双重压力，阿建充当了一次窃贼。这对他来说，是一个无奈而羞耻的选择；他一方面不希望被人发现，另一方面也不会希望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。如果，石磊将真相公诸于众，后果是不难想见的：接受法律的惩罚，同学的指责、排斥与嘲笑，家人的伤心……阿建由此可能自暴自弃或者一蹶不振。石磊善意的谎言挽救了他，毕竟，与500元相比，一个人的尊严与前途更加宝贵。
俗话说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这不无道理。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，谁都不能保证"我永远都不会犯错"。在面对他人的错误时，多一些宽容，少一点苛责，是一个人善良的表现。学会宽容和谅解，能使人的心境变得豁达平和，能在原谅他人的同时完善自我，更能体味生命的真实与快乐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