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日是:

  石磊现在是一家保险公司的部门经理,在一次交谈中,他向我讲述了上大学时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。

   七年前,我上大四时,爸妈为了方便我找工作从家里给我寄了50O元钱,作为我找工作的经费。您知道,买西装、打印求职材料、坐车都是要花钱的。我到邮局领了汇款后,就存到了我的活期存折上,而存折就放在我床头的一个纸盒里。

   没过几天,我下课回宿舍后发现存折不见了,怎么找也找不到。等我到银行挂失时,发现钱刚被取走。我想我们同学之间关系很好,应该不会是自己人干的,有可能是外人趁宿舍没人溜进来偷走的。我只得自认倒霉,谁让我不把存折放好,而且把密码记在了存折上。

   可别的同学不甘心,认为我该继续追查。于是,我找到银行,看取款人的笔迹;由于字写得很规整,根本看不出什么线索。后来,我又通过司法部门到银行查看当天的监视记录,结果意外地发现:取走钱的不是别人,正是我的同班同学阿建。

   阿建和我的关系很好,更重要的是,他是一个非常勤俭的男孩,家里贫困,他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靠奖学金和自己打工挣来的。平时很少见他出去玩,更没有大吃大喝过,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了。他做出这件事,既让我难以相信,又令我猜测他一定是遇到什么困难了。

   当时,我撒了个谎,告诉公安人员我不认识这个人,并表示不愿再追究此事。回到学校,我只是说存折没有找到,就没多说别的什么。

   过了几天,我单独找到阿建,问他遇到了什么事。他马上意识到我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,于是一五一十地告诉我:他父亲最近病重住院,急需用钱,而自己找工作也需要钱,非常着急。刚好那天看见我把存折放在床头,于是……说到这儿,阿建哭了。这个坚强而内向的男孩在艰难的生活面前落泪,我还能说些什么呢?我把其中的300元钱借给阿建,拿着剩下的200元钱找到了现在的工作。

   阿建在北京找了份不错的工作,他头个月领到工资后做的第一件事情,就是将300元钱亲自送到我手中,那一刻我感到他的手在颤抖。这么多年了,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,是很好的朋友。

  心理分析:在现实生活中,心地残暴的恶人当然是有的;但是更多的,却是因为外力所迫、一时糊涂而犯错的普通人,如何对待他们,已不仅仅是一个法律上的问题。

  针对这一问题,心理学家就提出过"贴标签理论(Labeling theory)"。这种理论认为,给某行为贴上犯罪的标签,就会造成行为者的犯罪人格,就可能使他(她)继续犯罪。假如不给他(她)贴上犯罪的标签,就可能使最初的越轨行为不致发展成犯罪。他们举例说,一个女孩子在商店里偶尔偷拿了商品,被发现后有两种处理方法。其中一种方法是对她说:"多么动人可爱的孩子,怎么做出这种糊涂事来。"然后送给家长教育,这个孩子今后就可能不再犯罪。从这一理论中,笔者看到更多的,是一份宽容,是那种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。

   由于家庭和找工作的双重压力,阿建充当了一次窃贼。这对他来说,是一个无奈而羞耻的选择;他一方面不希望被人发现,另一方面也不会希望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。如果,石磊将真相公诸于众,后果是不难想见的:接受法律的惩罚,同学的指责、排斥与嘲笑,家人的伤心……阿建由此可能自暴自弃或者一蹶不振。石磊善意的谎言挽救了他,毕竟,与500元相比,一个人的尊严与前途更加宝贵。

  俗话说,得饶人处且饶人。这不无道理。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,谁都不能保证"我永远都不会犯错"。在面对他人的错误时,多一些宽容,少一点苛责,是一个人善良的表现。学会宽容和谅解,能使人的心境变得豁达平和,能在原谅他人的同时完善自我,更能体味生命的真实与快乐。 
 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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